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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PPP整顿的影响。2017年11月16日，财政部发布《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》，此前快速增加的PPP项目数，无论是总入库数还是处于初始阶段的识别项目数，均开始持续减少。根据财政部统计，截至2018年4月底，被退库或整改的PPP项目数量和金额分别占总数的51%和36%。这无疑会对未来的基建投资产生冲击。

据史录文介绍，目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间接管理药品的价格：一是药品的“带量采购”，二是国家医保局的医疗制度保障体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国家医保局主导的“带量采购”政策下，一些药品价格降幅明显。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2018年12月31日，全国医疗机构和药店按谈判价格采购17种国家谈判抗癌药总量约为184万（粒/片/支），采购总金额5.62亿元，与谈判前价格相比节省采购费用9.18亿元，累计报销人次4.46万人次，报销金额2.56亿元，医保报销后费用负担降低超过75%。除2018年新上市的4种药品（阿扎胞苷、安罗替尼、塞瑞替尼、伊沙佐米）无对比数据外，其余13种药品采购量约为156万（粒/片/支），比2017年同时段（61万粒/片/支）增加155.4%，即国家谈判后全国用药量是上年同期的2.5倍，说明有大量患者得到有效救治。

②相比之下，高盛在美国合作的468家初创公司的存活率为52%；高盛在亚洲的初创客户，有超过2/3启动资金在5000万美元或更少。该地区对冲基金通常起初规模较小，需要花费更长时间来扩大资产管理规模；③这是因为本土投机者基础刚刚起步，且这里远离那些退休基金和捐赠基金大型资金池；不过高盛的研究发现，成立之初基金的规模越小，其崩溃的机会就越大。并且赶在市场调整之前推出的对冲基金生存率通常较低。

机构人士认为，目前医药行业估值已经与2008年、2012年低点时候相当，随着政策的友好，市场已经企稳回暖，进入中级反弹阶段。偏防御、低估值、高PEG性价比医药股有望脱颖而出。政策春风带来机遇上述《通知》指出，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，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，再按照实际发生额度的75%在税前加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产的，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%在税前摊销。

何万蓬分析，2013年9月，上海率先在全国开启了自贸区的试验，那时的自贸区的试验核心突出在“便利”上——投资便利、贸易便利、融资便利、监管便利，突出的是放管服，政府放权。这次新片区的方案，突出的重点换了一个词：自由。通读方案，在这个区域几乎所有要素流动都突出了自由，投资自由、贸易自由、资金自由、运输自由、人员从业自由，国际互联网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，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政策……一词之差，显示中国扩大开放的格局又有了质的飞跃。

商誉一般产生在上市公司并购时。收购方支付的收购价与被收购企业的净资产差额即为商誉。也就是说，商誉就是企业收购时的溢价部分。由于上市公司收购许多都是高溢价，不少收购的资产最后成了包袱，因此带来了上市公司商誉的大幅增加。笔者认为，在商誉的账务处理问题上，仅有“摊销”是不够的，有必要将“商誉摊销”与“商誉减值”结合起来。这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关注的。